当前经济工作重心是凝心聚力调结构促改革

管涛
  此前一段时间,在对外经贸摩擦犹存、国际需求疲软等外部冲击叠加的背景下,各界对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展开了激烈讨论,莫衷一是、各执一词。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肯定上半年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的同时,指出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把握长期大势,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化危为机,办好自己的事。在与党外人士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要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坚定决心,指出只要保持定力、站稳脚跟,在埋头苦干中增长实力,在改革创新中挖掘潜能,在积极进取中开拓新局,中国经济航船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显然,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下一阶段经济工作开出的药方是凝心聚力调结构、促改革,而不是指望新的政策刺激。
  经济运行的韧性增强是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的底气
  中国经济韧性的表现之一,是逐渐形成了消费、投资、净出口协调拉动的新格局。如2018年经济增长6.6%,其中,在外需的拉动作用较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的情况下,消费的拉动作用回升了1.1个百分点。而2019年以来则是“内需不行外需补”。上半年经济增长6.3%,其中,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比分别回落1.6个和0.9个百分点,但外需的拉动作用回升了2.0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即使只有6%至7%的增速,中国经济增速仍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两三倍,每年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有些国家因此对中国经济表现幸灾乐祸,显然是缺乏经济常识。至于国内有些人将中国6%左右的增长与不到3%的通胀组合视为“经济滞胀”或“类滞胀”,也显然有违经济常理。如果这算是“滞胀”,也是许多国家梦寐以求的。
  当前宏观调控需要直面外部冲击的挑战
  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就外部环境变化而言,当前中国面临两个重大挑战:一个是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受累于关税冲突,2019年中美双边贸易往来趋缓。据中方统计,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下降8.5%和29.8%。另一个是世界经济增速放缓。2018年第二季度以来,全球经济景气度见顶回落。自2018年10月份以来至2019年7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4次下调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值至3.2%,低于2009年至2018年的年均增长值3.4%。
  由于贸易局势紧张叠加外部需求疲软,2019年上半年,中方统计的中国出口同比增长0.1%,增速同比下降12.4个百分点;进口同比下降4.3%,增速同比下降24.4个百分点。这给中国国内投资和消费带来了压力。
  始于一年前的本轮宏观调控坚持了“三管齐下”策略
  本轮宏观调控实际上早在一年之前就已定调。2018年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部环境明显变化的新问题新挑战,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并首次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工作。
  2016年,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提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调整“三管齐下”的倡议。中国政府言出必践、身体力行。本轮宏观调控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相较于此前主要靠货币政策“单打独斗”,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本轮调控中发力更加明显。二是这轮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减税降费,减少财政收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除基建投资类支出外,在精准扶贫、生态环保等“补短板”领域加大支出力度。四是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是理顺货币传导机制而非降息降准。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优化流动性的投向和结构,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同时,强调使广义货币M2与名义GDP增速大体匹配,并更加关注实际利率而非名义利率的变化。五是更加注重与结构性政策的协调。近期,即使在外部环境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有关部门仍然紧锣密鼓地出台了《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2019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和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1条政策措施等,与临时性、阶段性的经济刺激措施相比,显然更加攸关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当前宏观调控没有无痛的政策选择
  应对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运行带来的挑战,理论上宏观调控可以有两种政策选择。一种是“以静制动”,即保持2018年下半年以来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不变应万变;另一种是“先发制人”,即针对贸易摩擦、外需疲软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现在就进一步加码。
  这两种政策选择各有利弊。首先来看“以静制动”的政策。如前所述,早自2018年下半年起,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开始了预调微调,当前政策环境较之前已有较大改善。抓住当前美联储暂停加息、全球流动性收紧趋势放缓的时机“晴天补漏”,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进一步推进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向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何况,如果政策老是变来变去,也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当然,“以静制动”的最大风险在于,一旦外部冲击的强度超乎预期,紧急调整宏观政策将会比较被动。特别是现在中国经济体量较大,宏观调控的边际效率已开始下降,可能存在更长的政策时滞。
  再来看“先发制人”的政策,即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如进一步扩大减税降费规模、增加资本性开支以及跟随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重新降准降息等。然而,在这方面,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均殷鉴不远。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应对日元大幅升值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日本采取了财政货币刺激,滋生了资产泡沫,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这次,如果高估外部冲击的严重性,实施过度刺激的政策,去杠杆、去产能进程可能会出现倒退。同时,还可能浪费未来应对更坏情形的“弹药”。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预警,各国应对下一次经济或金融危机的政策空间狭小,是现在全球面临的最大尾部风险。
  凝神聚力调结构促改革是中国经济逆风前行的关键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来看,中国政府定调“以静制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会议重申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做好各项工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明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如前所述,宏观调控无论是“以静制动”还是“先发制人”,都是有利有弊,没有无痛的政策选择。选择了“以静制动”就意味着放弃“先发制人”的好处,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成本。理论上可以探讨各种选择的可能性,但实践中一旦作出选择就是排他的。而无论如何选择,都可能会引发争议甚至批评,并不存在令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关键是要厘清各种方案的利弊,排出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
  不确定性就是最大的确定性,预案远比预测重要。政府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有助于及时作出研判和政策响应。当然,研判经济形势,需要结合接地气的现场调研和可信赖的总量数据,做到有数据、有情况、有分析、有判断。无论采取哪种政策选择,政府都应该建立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拟定应对预案,有备无患。同时,做好市场预期沟通与引导,提高政策传导效率。
  (作者为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覃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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